那封让皇帝心生犹豫的奏折，这些天一直在皇帝的手边，皇帝也做了一些批复。
“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想的还是太少。”
“你既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朕早就叫你思考，何以为体？何以为用？”
“体者、道也；用者、术也。至于兵战之事，亦是如此。为将者用术、为帅者用道……”
洋洋洒洒的一大堆批复，总结起来就一个意思：
你个小孩子还是想的太少，格局眼界也就是个将军或者一方督抚节度的格局。虽然你的战争之“术”学的很明白，可是战争之“道”却是还没到火候，以后不要只看西洋学问，多学学孙吴、纵横等学问。
像你说的这么打，一个一个的啃下罗刹的城堡，这得用多少时间？九月就要下雪了，到九月能啃下来几个？天寒地冻的时候，朕拿什么去挖之字壕？让将士拿牙啃？
这边的战事不快点结束，罗刹人难道不会和准噶尔接洽吗？准噶尔一旦在西北配合，国朝就要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到时候又怎么办？
战争在开始打之前，就要先想到怎么结束。
如果只是个将军的格局眼界，你说的很对，既体恤士兵，又能以正兵破敌。但放在一国之君眼里，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是有用的废话，朕必须要在明年结束对罗刹的战争，更主要是要让蒙古看到大顺已雷霆之力快速击败了罗刹国，所以你那办法不能用。
至于你说的什么等到日后再打，更是无稽之谈。就以前明为例，不要说叫门的英宗，就是建文帝，那是朱元璋所期盼的吗？谁能预料身后的事？谁又能保证日后辽东人口滋生的时候一定是个明君在位？
把刘钰“批判”了一番后，又在批复的最后写道：“待你归来，入上舍而选龙禁，常在朕身前，朕当常开导开导你才是。”
看上去批判的话挺多的，实际上李淦对于刘钰还是很满意的。
整体的语气，也更像是一个对后辈有所期待的大人对小孩说的话。
奏折上，潜入罗刹城堡、侦查发现有日本人和船、猜测探险家要去测绘黑龙江下游到日本地图、准备从永宁寺回来后半途劫杀抢夺地图等一段内容，李淦还画了一个好大的圈，批了四个字：勇且智，善。
这封奏折远远高出了李淦的期待。
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又不是公侯家袭爵的嫡长子，怎么可能真的要求他从全局去考虑事情？不过是怕过多夸奖而至骄傲罢了。
详实的图画、攻取棱堡战术的详解、沿途考察的部落心态等等这些。虽然字不咋地、文笔也差得远，但言之有物，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这封奏折送到京城后，李淦还和几个京城中的老将们探讨了一下，都觉得刘钰说的办法很好用，确实得了西洋铳台攻防体系的精髓。
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如果不按这个办法、又不长期围困，而选择强攻的话，五百人的棱堡得做出两三千人牺牲的准备”这番话，众人并不全然相信，觉得有些危言耸听。
太宗李过在荆襄之战时曾说过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社会实践中来。
这话这些年已成为了这些年尊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重新构建心学、解构“致良知”的重要支柱。
此时用在战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和西洋人打过仗，更没有攻取过西洋人的棱堡。
堡这东西，他们不是没见过。
西南土司也有堡，但打起来只要架好炮轰一阵就能攻下。
按他们所想，有了大炮之后，堡还有意义吗？
这罗刹人的堡虽然修的似乎却是合于天道，但未必就真的这么难攻吧？
五百人的堡，硬攻要死个两三千人，这可能吗？
明末时候，天主教徒韩霖倒是写过一本介绍棱堡的《守圉全书》，明朝也在雄县修了几个棱堡。
问题是大顺记忆中，在雄县根本也没怎么打过仗。
没打就降了，这棱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记忆，最多也就是个长得奇怪一点的堡垒，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之后大顺虽然对天主教传教士很宽容，写书的韩霖也早早投顺做了“礼政府从事”，还翻译过《如何克制七宗罪》，力图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灭人欲；还写过《圣徒信证》认为儒、释解决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决最终的“我要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儒家一直没解决“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此人一度成为大顺朝内的西法党领袖人物，可谓人不微言不轻。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张霖的这本《守圉全书》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
张霖写这本书时的外部环境，是后金拥有当时东亚最强的炮兵、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一些人琢磨着怎么修更好的堡垒。
现在的环境……后金已经被犁庭扫穴了，东亚最强的炮兵就在京城里；旁边的对手全是弱鸡，大顺处在攻势；最大的敌人是准噶尔，缩在西北，大炮也不多，没有逼到大顺在边境修棱堡的地步；需要压制的东蒙古诸部，连铁锅都得买，修防炮的棱堡那是有钱没处花了；徐光启所预言的将来大患西洋人，从海上来的话，水师固然打不过，但只要有一支野战部队不被西洋人登陆切断漕运，那也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