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又称“开元之治”，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据传开元年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登基以后提倡文教，任用贤能姚崇，宋璟等，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
政治上，唐玄宗改革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经济上，唐玄宗制订经济改革措施：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改革实施食封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发展农业。军事上唐玄宗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唐朝在东北设置了靺鞨都督府、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东北三省全境纳入中国版图。[1]文化上，提倡文教，重道抑佛，人才辈出。唐玄宗还改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开元年间，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的盛世局面。[2]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天下大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3]此间，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贾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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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以后，唐朝政局动荡，直到唐玄宗即位，才稳定了局面，使政局为之一新.唐玄宗统治前期，农耕技术有很大发展，手工业发达，丝织技术高超，饮茶之风也在全国范围盛行。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武则天被逼退位之后，唐王朝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混乱期：先是武三思与韦后、安乐公主勾结，害死于唐中宗复位有功的“五王”；而后太子李重俊率御林军杀死武三思、武崇讯，而其也被韦后部下所杀；再而后，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李显，立傀儡李重茂为少帝，自己总揽大权，垂帘听政。韦后肆无忌惮，安乐公主公开卖官，朝政异常腐化。武后退位后八年的时间里，政变迭起，政局动荡。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庚子日，相王李旦第三子和其姑母太平公主共同精心谋划，发动政变闯入宫中杀死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铲除了韦武集团，并迎相王李旦入辅少帝，后来又拥其为帝。
景云三年（712年），唐睿宗李旦让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此时的太平公主已由以前的同盟变成了唐玄宗的强大对手，“宰相七人，四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得知“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立即动手，斩杀公主党徒常元楷、李慈、萧至忠、岑羲，窦怀贞自缢，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
唐玄宗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后，立即“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并流放郭元振，斩杀唐绍扬威皇权，并逐步将功臣，诸王外刺（调离出京，到外地任刺史）。皇权稳固之后，玄宗开始整顿朝纲，任用贤能。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早年）。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张嘉贞、源乾曜是开元前期玄宗精心选拔的六位宰相，均是通晓治国方略，尽心操劳国事的名臣。唐玄宗依靠这些贤臣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
建制谏官，恢复谏议制度。完善法制，删辑律令格式，编纂《唐六典》。农业上静民劝农，检括户口，开垦荒地，提高亩产。设置四监管理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也发展迅速。繁荣商业，金融机构柜房出现，互市与海外贸易发达。
正是由于开元初期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全国经济迅速繁荣，迎来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
历史沿革
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唐玄宗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号“皇帝梨园弟子”。[7]二月，销毁象征世界中心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8]七月，下令销毁宫中的服饰车马、金银器玩，用来弥补军费；并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规定后妃都不能戴珠玉、穿锦绣；天下妇女的服装都要依顺丈夫和儿子的，已经织成的锦绣全染成黑白色，禁止天下采珠玉和织锦绣，并罢免两京（长安、洛阳）织锦坊。
开元四年（716年）二月，松州都督孙仁献发兵袭击吐蕃于城下，大举攻破吐蕃。
开元五年（717年），唐明皇李隆基至东都洛阳，大赦天下，又在紫微城接见日本第八次遣唐使（随行人员主要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同年于东都紫微城改明堂为乾元殿，又于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因号乾元院。次年改为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书院”机构由此产生。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率百官、贵戚及四夷首领，从东都紫微城出发，至泰山封禅。每当置顿，人畜被野数十里；车载的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返回洛京后，在广达楼大宴群臣。
开元二十年（732年），信安王李祎大破奚、契丹，献上其俘虏，唐玄宗御紫微城应天门领受。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千秋节（唐玄宗生日）御广达楼宴群臣。群臣皆献宝镜为玄宗祝寿，而张九龄认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于是讲述前世兴废之根源，作《千秋金镜录》奉上，唐玄宗便赐书褒奖他。[16][17]十月，李隆基准备行幸西京长安，但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却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唐玄宗大悦，即日西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隆基因所宠武惠妃谗言，将三个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杀害，改立三子忠王李玙为太子。同年，武惠妃病死，李隆基日夜寝食不安，后宫虽多美人，但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听人说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于是不顾什么礼节，就将她招进宫里，杨玉环懂音律，也很聪明，还擅长歌舞，很得玄宗欢心。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于西京、东都往来之路，作行宫千余间。
改革措施
唐玄宗登基后，提倡文教，政治上任用贤能，改革官职，整顿吏治，使得唐中期朝政稳定。经济上，制订新的经济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大力发展农业。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减轻人民负担；文化上，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军事上，改革兵制，在边境地区发展屯田，提高军队战斗力，扩张疆域。外交上，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
政治
改革机构
唐玄宗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
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这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
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
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
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重用贤臣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通晓治国方略，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正是由于开元初期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全国经济迅速繁荣，迎来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
修订律法
开元八年（720年）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体现在垂拱元年（685年）前定期修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垂拱元年以后，武后未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武后垮台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进行。唐景龙四年（710）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法典在先天元年（712）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
先天二年（713年）末，姚崇和卢怀慎领导一个被指定修订令、格和式的组织，这部分法令与行政事务有关。修订的法令于开元三年（715年）阴历三月完成，然后被颁布执行，后来被称作《开元前令》。如太子宾客在旧时作为兼职无品，《开元前令》时被正式定入官品。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有些曾协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开元七年（719年），阴历三月呈送唐玄宗御览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其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此书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详细内容。
因此，从唐景龙四年（710年）至开元七年（719年）的十年是制订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时期，这种法律旨在把中国再度置于一个精心制订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的体制之下，所以这十年对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军事
兵制改革
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开疆拓土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
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二十一年之久的辽西十二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1]后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人往来河西之西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不绝。
经济
生产发展
唐玄宗执政后，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时逾千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耕地面积
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6.6亿亩。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中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改革食封制
唐初沿用食封制，将受封的贵族勋臣称封家，封邑内受剥削的民户称封户。[51]“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封家派有专官、奴仆收取租税。遇有灾荒，封户得不到减免，封家乘机放贷，高利盘剥。初唐封家一度仅二三家，赏给封家的封户最多不过一二千。后来，封家增多。中宗时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多至一万以上，被剥削的丁男在六十万以上。封户只对封家提供赋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中宗时，宰相韦嗣立说道：“食封之家，其数甚众，……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唐玄宗时，任用熟习吏治、富有才能的姚崇、宋璟为相，将“食封制”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至政府领取所得，禁止封家直接苛索封户。这种措施使封家势力受到一定的压抑，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提倡节俭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後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後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物价十分廉宜。
经济繁荣
农业
开元时期大唐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据统计，开元时期共修水利38处，天宝时又修8处，合为46处。玄宗还在全国各地大兴屯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官府仓库了的粮食堆积如山。
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茶叶生产在开元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生产工具还得到了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
开元时期的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陶瓷业也出现了景德的青瓷、邢窑的白瓷和唐三彩。
城市规模
开元时期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主要分布在中国，例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
长安城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其建筑形制不但影响了后世各个王朝都城的建立，还影响到朝鲜和日本。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的建造都是以唐长安城为模版而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