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这个说法对于后世之人而言很好理解，无非就是市场饱和嘛，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在当前条件下的市场饱和。但是对于朱翊钧而言，要理解起来就会困难一些。
虽然根据高务实的经验，“不要低估古人智慧”是完全有道理的，小看“古人”很有可能会吃大亏。但是，这里的“古人智慧”通常是指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与利用并不逊色于后世之人，而偏偏人性的发展提高速度相对比科学的发展提高速度，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但古人的智慧并不是万能的，不能期待他们能突破学识局限，在某些专业的问题上展现什么远见卓识――比如数学物理化学这种需要一整套从基础搭建的学术体系，也比如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整体逻辑。
跟古人玩心眼，后世之人未必能有多大的优势。如果想要有优势，就只能引入其他有利于自己的变量――比如高务实引入新式器械获得商业优势、引入新式武器与相应的战术体系而获得战场优势。
总之，他这些年在各个层面的胜利，其实都是靠引入一套只有利于他这个穿越者的变量来取得的。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等人为何面对他的时候总是束手束脚？
有两个方面，一是高务实的布局早在朱翊钧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展开了，先手优势大到离谱，而他能提前布局的这个变量就是他知道原本的历史，这是他独享的变量。
二是他在权力体制中提前布局的同时，还利用了实学派的学术理论特点，早就打着实践出真知的旗号搞了成功的商业创业，拥有了雄厚的经济资本。
这意味着，你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什么的，都需要靠着江南财阀的钱财来形成政商联盟，而我高某人呢？不好意思，我政商一体。
我要搞你们，只要找出点你们双方政商勾结的弊案出来，你们该请辞就得请辞，该下台就得下台；可你们要搞我，你们能怎么搞，说我自己勾结我自己吗？
所以，您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栽赃陷害说我意图谋反，如果陷害谋反实在说不过去，那就说我尾大不掉。除此之外，你们还能怎样？
但是意图谋反也好，尾大不掉也罢，关键在于皇帝得信啊！至少也是皇帝会因为你们的说辞对我有所怀疑，你们才有机会啊！
可惜你们还是办不到，因为我故意在南疆搞出一摊子“事业”，这个“事业”说大不大――偏僻南蛮之地；说小也不小――独掌数国之政。
这一来，皇帝就放心了：哦，原来他志不在朝廷而在四野，那就没事了。
高务实为何这样做，而皇帝又为何会这样想？看看王翦灭楚就知道了。王翦老将军不仅出发时提前找嬴政要赏赐，进军的路上也时不时上疏求赏赐，为啥呢？灭楚这么大的功劳摆在面前，只要仗打赢了，以秦国的军功制度还怕没有赏赐吗？
当然不是，找大王要赏赐不过是一种自证，是提前表明“臣要的只是这些”，而且通过这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自污，即让天下人看到“我这人贪心财帛，无意其他”。
那么到了高务实这里呢？道理也是一样：“臣为陛下理天下之财，不惟国家府库日丰，臣也因之富甲天下”，“臣为陛下平四夷之乱，亦求陛下赐一夷之地以传子孙”。
这个时候，作为皇帝要考虑的问题就简单多了，从“此人是否别有所图”的猜疑链解脱出来，变成只要考虑“此人提出的交换是否划算”就行了。
那么，划算吗？当然划算了！
朝廷原本穷得叮当响，各地边军军饷一拖就是三年五载，三大殿受损多年愣是没银子修复，天家庆典买些珠宝被朝臣谏言几乎淹没司礼监，先帝给妃子送点首饰差点被喷成亡国之君……这鬼日子过得，哪里像当皇帝啊！
现在呢？几十万两说花就花，户部别说抗旨了，连反对都懒得提，哪怕是长达数年的开支计划动不动就是百万级别，户部也能清清楚楚说明这些银子可以从哪来，将来又能因此收获多少长期收益，皇帝根本不必操许多闲心，只要大致计算一下就能“英明睿断”。
至于皇帝自己的小金库，那收益更是连创新高。什么辽南盐场产销两旺，什么海贸同盟的暗中持股每年分红，甚至前不久还在南洋白得了足足八万顷的田地……这么一个能做到公私两不误的元辅兼地官，哪个皇帝不重用，哪个皇帝不宠信？
政绩功业更不必提，安南定北援东征西还外带靖内，当真是把大明的武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短短二十年里打得四夷拜服万国来朝，这还有什么好说！就算太祖再世，对这种臣子恐怕也生不出杀心，只会想办法让他继续老老实实辅佐太子吧？
朱翊钧当然也不是从头到尾没起过疑心，只是高务实太熟悉他了，总是提前就故意留出了恰到好处的“破绽”，让皇帝自认为完全了解了高务实的想法――“皇上，这事儿臣保证帮您办妥。至于好处，咱们分一分，您拿大头，臣也顺便拿点。”
要是换了极个别脑子不清醒的皇帝，可能会觉得“都是朕的，朕不给你不能拿”，但早就说过，朱翊钧从来不是这种人。
在没有受到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朱翊钧就有两大优点：一是如果要你办事，他就肯放权，如果有人影响你办事，他还会给你排除影响，让你能全力发挥；二是他并非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而是颇为人性化。譬如对李成梁，明明后期过错很大，但他依旧考虑到李成梁的前期功劳而愿意压下各种弹劾，保李成梁善终。
高务实深知朱翊钧的性格，因此故意露出这些“破绽”，作为某种交换条件让朱翊钧来选。很显然，朱翊钧认可了这些交换，甚至主动提出诸如晋爵、教导太子等更好的条件。
以上这些都属于权力运行逻辑相关的事，朱翊钧能够想得明白，对于高务实的暗示也能心领神会。但是，诸如“临清钞关榷税额度不能继续提高可能是因为运河贸易已然见顶”这种事，朱翊钧就一时无法理解，需要高务实解释说明一下了。
其实临清一地的兴起本身就依托于运河，如果是在原历史上，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临清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繁荣时期的临清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税收来源地。
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抚陈济就向明成祖建议：“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成祖接纳其意见，开始在临清等地征收商税。由于商旅齐聚，车船辐辏，明廷收税颇丰。
从宣德四年开始，明廷设置“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其中“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
宣德十年，朝廷又将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后来，临清钞关几经废置。鞑清趁乱入关之后，继承明制，清廷亦设临清钞关。
可以说自临清钞关设立以来，它为明清两朝的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中前期年收税银四万多两，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高，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当时全国漕运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
鞑清前期，临清虽不及明时繁华，但仍为清廷一处税源重地。如乾隆年间，除原有钞关外，又以查收“一切绕道货税”为由，在临清增设四处关卡。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钞关……其时所解款数，多或六、七万，少或二、三万，其余浮收均归中饱矣。故时有‘够不够，六万六’之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