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凌晨，鸡叫了三巡之后，谭淑珍就起床了，刘立杆知道她这是要下楼吊嗓子，刘立杆骂道，演出都没有了，还吊什么嗓子？
谭淑珍白了他一眼，说道：“不管演不演戏，我要对得住自己这副嗓子。”
刘立杆倒在床上，随她去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和谭淑珍较真，较真他就输了，谭淑珍是个很认真的人。
谭淑珍回到了桕子树底下，开始她的咿咿呀呀，就这样一个人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徐建梅也下楼了，两个人点了点头，徐建梅就站到了樟树下面，一起咿咿呀呀起来。
后来冯老贵也下来了，他站在两个人中间的空地上，他不是咿咿呀呀，而是哦哦哦啊啊啊。
这三个当年学员班的同学一开嗓，让剧团里的人感觉这大早上的安心了，明白了自己还在剧团里，而剧团还在，有几个退休的老艺人，躺在床上听着，听着听着就老泪纵横。
永城县一半的居民，每天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知道剧团没有事，只是奇怪，他们怎么这么久都不出去巡演了？
被丁主任放养之后，婺剧团变成一盘散沙，这些散沙，散到了永城县城的各个角落，他们早上从那个半圆的坡道下去，傍晚从那里上来，仿佛这上面不是他们的单位，只是他们回归的窝，他们的单位在坡下的四处，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会倦鸟一样地上坡回家。
白天冷冷清清，也只有到了晚上，这高磡上才会热闹起来。
每天晚上，刘立杆会搬出一张桌子，放在桕子树下，然后跑下去下面小店，买一瓶八毛钱一瓶的千杯少白酒，一大包五毛五一包的花生米，和一罐椰子汁，回去高磡。
过了一会，每天固定的人会自己带着凳子从楼里出来，最先是谭淑珍，今天如果刘立杆又采访了哪个大王，谭淑珍会带着大王们送的食物，没有就只带一张竹椅，张晨和金莉莉，会端来一大塑料筐的盐水毛豆，或者一脸盆的炒螺丝。
徐建梅除了凳子和水什么都不带，她说这是刘立杆欠她的，在温州的时候就许诺，说是回到永城，吃香喝辣随便说，杆子，我够意思了吧，我有没有随便说？
刘立杆说是是是，这阎王债，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冯老贵也是除了凳子，什么也不带，他还要喝刘立杆的千杯少，他的理由更正当，他说和你们这些暴发户相比，我现在是走路都不带风的贫下中农，需要救济。
每天晚上，固定的人就是他们六个，其他的人，在边上站一会的，伸手抓一把花生米或盐水毛豆，喝一口张晨或刘立杆杯里的酒的，数不胜数，也有临时参加酒局的，那就会自己带着酒菜过来。
到了半夜，就更是惊喜和惊吓连连。
婺剧团的几个武生，团里没事，也没饭吃，就只好去社会上讨生活，所谓讨生活，凭他们的能力，也就是帮人打架，刚开始的时候是跟在别人手下当马仔，后来是几个人自己打出了一片天下，也开始带起了马仔。
“婺剧团的。”
这四个字，在永城的街上竟变得有些威慑力，连剧团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在农贸市场和人起争执，也会说，我是“婺剧团的”，对方的声音顿时就小了下去。
张威他们坐着喝酒，看到他们四五个人回来，手里提着烧鸡烧鸭卤大肠和酒，就知道他们今天是打赢回来了。
坐下来就一起喝，在外面再威风，回到这里，他们叫张晨叫晨哥，叫刘立杆叫杆哥，叫冯老贵不叫哥，而是叫叔，老贵叔，起先，冯老贵还很不解，问他们，为什么给我长一辈？
他们笑道，看看你玉树临风，还兰花指，要打架，就是输的命，还不是老会输？
再叫，冯老贵就不好意思和他们再多说了，只能支支吾吾、羞羞答答地半应半不应。
不管是谭淑珍、还是金莉莉、徐建梅，他们一律取她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再加一个姐，三个人听着也很乐意，听起来有江湖气。
偶尔有时候，高磡下面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几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来，坐着喝酒的人就知道他们打输了，后面还有追兵，谭淑珍就会大叫一声：
“有人欺负剧团的人了！”
从大楼里，很多人就会拿了家伙冲出来，去堵在坡顶，下面的人看到一下了冒出这么多人，还拿刀拿枪的，哪里敢上来，掉头就鸟雀散了。
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刀枪都是道具。